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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是故意的吗

导读:一直以来,关羽失荆州问题,人们都会加上一个大意二字,似乎关羽失去荆州实为一种偶然。然而透过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关羽的个人因素,我们可以发现失荆州实为一种必然。

闲话三国: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

  前引《关羽传》云:“于是(孙)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,即孙权除了“阴诱”糜芳、傅士仁之外,还有没有“阴诱”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?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,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。

  潘浚是荆州武陵人,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,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。“备入蜀,留典州事,”公安是荆州的治所,既然“留典州事,”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。傅士仁于公安叛降,如此大事,必有同党参与,一起策划。同党为谁?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,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,职责甚重,没有他点头赞同,傅士仁是不敢轻率“迎权”的。对此《三国志集解·潘浚传》引用王懋竑之语:“按潘浚为昭烈(刘备)治中,又典留州事。责任盖不轻矣,与士仁共守公安,士仁之叛降,潘浚岂得不知之?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,可乎?……故浚当与糜芳、士仁同,(杨)戏之讥贬自不为过?”所谓“杨戏之讥贬”是指杨戏所撰《季汉辅臣赞》之语:“潘浚字承明,武陵人也。先主入蜀,以为荆州治中,典留州事,亦与关羽不穆。孙权袭羽,遂入吴。”从中可知,潘浚“亦与关羽不穆”,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、傅士仁是一致的。

  孙权既然知道糜芳、傅士仁与关羽“有隙”而“阴诱”之,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,“典留州事”的潘浚和关羽“不穆”,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“阴诱”呢?且糜芳、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,后在吴国虽得录用,但不过为人部属,反不如潘浚,其一“迎降”,孙权即“拜浚辅军中郎将,授以兵,迁奋威将军,封常迁亭侯。权称尊号,拜为少府,进封刘阳侯,迁太常”。若非潘浚“迎降”之功大于糜、傅,潘浚官运岂能如此亨通。

  关羽不仅与部属不睦,与蜀中其他将吏的关系亦十分紧张。例如“刘封者,本罗侯冠氏之子,先主至荆州,以未有继嗣,养封为子”。关羽既然与刘备“寝则同床,恩若兄弟”,那他同刘备的养子刘封就有了叔侄关系。然而就是这位与关羽有叔侄之亲的刘封,在“关羽围樊城、襄阳,连呼(刘)封、(孟)达,令发兵自助”的关键时刻,离襄樊前线只有咫尺之遥的副军将军、上庸太守刘封居然装聋作哑,抗拒羽命。“封、达辞以山郡初附,未可动摇,不承羽命”。可见,关羽与刘封、孟达等人关系异常紧张,导致封、达拥兵上庸,任凭关羽“连呼”而不理不睬,作壁上观。总之,关羽在镇守荆州,攻打襄樊时,屡屡失误,且性格“刚而自矜”,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”。故陈寿说他“以短取败,理数之常也”。

闲话三国: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

  蜀中不发救兵问题

 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,虽然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,自身也为孙权所杀。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。襄樊战役前后,吴、魏使者往来不绝,密谋夹击关羽,可谓紧锣密鼓,配合默契,而刘备、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,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、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。更使人困惑的是,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,并不断调遣于禁、庞德、徐晃率兵增援樊城,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,蜀汉政权居然作壁上观,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,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,面临全军覆没之际,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。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。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于《訄书·正葛》中提出了“(蜀)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”的观点。

  章氏之观点虽是假设,但却不无道理。比如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。他在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中说:“《三国志》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,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。《关羽传》羽败死,荆州弃守,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。思欲究其所以,论其责任。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。

  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、葛,特別是刘。……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,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,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。章氏之论确否,姑不置论,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,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。”我以为田先生所论甚是,荆州之失,关羽败亡,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,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。

  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,骄横跋扈、目空一切,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,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。《蜀记》曰:“初,刘备在许,与曹公共猎,猎中,众散,羽劝备杀公,备不从。及在夏口,飘飖江渚,羽怒曰:‘往日猎中,若从羽言,可无今日之困。’”刘备在许昌之时,被曹操软禁,犹在虎口之中,稍有不慎,即可遭致杀身之祸,备投鼠忌器,岂敢轻举妄动。关羽不明事理,居然发怒,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,岂非无理取闹!

闲话三国: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

  建安十九年,刘备攻益州,西凉马超来投,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,刘备得之喜出望外,即封其为平西将军,位同关羽,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,当即写信给诸葛亮,“问超人才谁可比类,亮知羽护前,乃答之曰:‘孟起兼资文武,雄烈过人,一世之杰,黥(布)、彭(越)之徒,当与益德并驱争先,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。’羽美须髯,故亮谓之‘髯’。羽省书大悦,以示宾客。”由于诸葛亮的协调,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。

  建安二十四年,刘备自称汉中王,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。“诸葛亮说先主曰:‘忠之名望,素非关(羽)、马(超)之伦也,而今便令同列,马、张(飞)在近,亲见其功,尚可喻指,关遥闻之,恐必不悦,得无不可乎?’先主曰:‘吾自当解之。’”《费诗传》曰:刘备“遣(费)诗拜关羽为前将军,羽闻黄忠为后将军,羽怒曰: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,不肯受拜。”关羽斥骂黄忠为“老兵”(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,“兵”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,如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“兵子”;彭羕骂刘备为“老革”),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,是谁将自己与这个“老兵”同列,当然是刘备,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,而是指向刘备。

  由此可知,关羽对刘备有诸多不满。对此,刘备当然不可能无所察觉,但是,关羽手握重兵,镇守荆州,不但易代之后将难于控制,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。怎么办?如何处理这个问题,这必将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。

闲话三国: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

  如前所述,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,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,除了这两座城池是军事要地之外,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?我怀疑是有的。糜芳字子芳,东海人,刘备之妻糜夫人之兄。傅士仁字君义,广阳人,为将军,亦为刘备所器重。刘备极有可能是用糜芳、傅士仁二人来做关羽的监军。特別是糜竺、糜芳兄弟,与刘备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刘备任徐州牧时,即得到糜竺、糜芳的支持。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窘之际,糜竺资以“金银货币以助军资”,刘备“赖此复振”。糜竺又“进妹于先主为夫人,……竺弟芳为彭城相,皆去官,随先主周旋”。待刘备取得益州,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,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。可见,糜竺与刘备的关系极为密切,糜芳自然也不例外。所以刘备以糜芳为南郡太守绝非偶然,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位妻兄来监视关羽。关羽当然知道刘备的“用意”,故对依恃裙带、同乡关系而得志的糜、傅二人从不假以词色,不仅轻视、鄙视他们,甚至表示“还当治之”。

  关羽水淹七军后,“陆浑民孙狼等作乱,杀县主簿,南附关羽,羽授狼印,给兵,还为寇贼。自许以南,往往遥应羽,羽威震华夏,魏王操议徙许都,以避其锐”。面对如此的形势,刘备自然是兴奋的,然兴奋之余,不知其是否还有一丝隐忧,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关羽很可能会更加居功自傲,届时将有尾大之虑。此时刘备年已近耳顺,其子刘禅懦弱,故在养子刘封丢失东三郡之后,“诸葛亮虑封刚猛,易世之后终难制御,劝先主因此除之”。刘备欣然同意,遂“赐封死,使自裁”。

  既然刘备能不顾父子之情,毫不犹豫地处死刘封,刘备又怎么会考虑其同关羽所谓的“兄弟”关系呢?何况关羽要比刘封“刚猛”得多,易世之后,刘阿斗根本“制御”不了他。陈寿在《先主传》中评曰:“先主盖有高祖之风,英雄之器。”高祖乃刘邦也,为巩固西汉王朝,刘邦生前就翦除了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异姓王。刘备既有“高祖之风”,就有可能会效仿祖宗“故事”,在关羽丢失荆州,全军覆没之后,干脆“假手于吴人,以陨关羽之命”。所以,我们千万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,以为真的有什么桃园结义,誓同生死。

  当然,由于《蜀书》记载的过于简单,我们很难去判断其中的真相了。至于关羽死后刘备没有给他封侯,这是因为刘备报仇心切还是另有所指?一切还是一个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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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羽指挥不当,终致地失人亡

 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,使荆州军处于主动地位。在此情况下,关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,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,“有必破之势”,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,反而分兵南下,渡过汉水,“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”,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。使本来兵力就不雄厚的荆州军更加分散,结果是樊城也攻不克,襄阳也打不下,导致军卒疲惫,士气低落。

 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,“天霖雨十余日,汉水暴溢,樊下平地五六丈。(曹)仁人马数千人守城,城不没者数板。”关羽在这样有利条件下,都不能攻破襄樊,到了十月旱季,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。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,作地道及箭飞书与(曹)仁,消息数通。”这就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,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曹军而不利于关羽军的变化,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已失去意义。况且,曹操已将孙权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。如果此时,关羽能迅速返师回救江陵,则荆州可保,羽军可全。可惜,关羽不能判断战场形势的变化,“犹豫不能去”,致使荆州军不仅受挫于徐晃,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。

  关羽所犯的致命错误,是其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,不顾一切,冀图夺回南郡。江陵、公安并非羽军战败而丢失,而是傅士仁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,吴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,未损一兵一卒,士气正旺。更为愚蠢的是,关羽在退还江陵的途中,还“数使人与(吕)蒙相闻”,责问其违背同盟。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,“厚遇其使,”并使其“周游城中,家家致问,或手书示信。”使者回营后,羽部下“私相参讯,咸知家门无恙,见待过于平时,”遂使“关羽吏士无斗心。”

  《江表传》称:“羽好左氏传,讽诵略皆上口。”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关羽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例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公元前482年,“吴王(夫差)北会诸侯于黄池,”越王勾践乘虚派兵攻入吴都,“虏吴太子友,……吴人告败于王夫差,夫差恶其闻也。或泄其语,吴王怒,斩七人于幕下。”夫差诛杀信使灭口,所为何来?很显然,为的是怕走漏消息,动摇军心。关羽如果稍有头脑,封锁消息都来不及,何至于派遣使节至吕蒙处。关羽所率的数万大军在返师途中并未被吕蒙攻击,而是边走边溃散,等到走麦城时,“兵皆解散,尚十余骑。”这是何等拙劣的军事指挥,可见朱大渭先生评价关羽是“千古名将独一人”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
闲话三国:关羽为什么会大意失荆州?

  关羽与部属的关系

 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,同东吴关系不断恶化,最终反目成仇,那么他与部属的关系又如何呢?关羽北攻襄樊,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。然而,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极为糟糕,并由此酿成糜芳、傅士仁叛变投敌,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。

  《关羽传》载:“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,将军士仁屯公安,素皆嫌羽轻己。羽之出军,芳、仁供给军资,不悉相救,羽言‘还当治之’,芳、仁咸怀惧不安。于是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可见,由于糜、傅二人的叛变,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。

  其实,关羽北攻襄樊前,并不敢掉以轻心,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。首先,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,恐(吕)蒙图其后故也。”其次,关羽在江陵、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“屯候”,一旦发现敌情,即可举火,施放狼烟。第三,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,为防范吴军的进攻,大筑江陵、公安二城,将其建成内外套城,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。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,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,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。所以,尽管吕蒙巧施计谋,“使白衣摇橹,作商贾人服,昼夜兼行,至羽所置江边屯候,尽收缚之,是故羽不闻知。”但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作注曰:“屯候虽被收缚,使糜(芳)傅(士仁)无叛心,羽犹可得闻知也。”可见,只要糜芳、傅士仁坚守城池,不投敌叛变,关羽迅速返师,与江陵、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,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。

  那么,糜芳、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?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,兵临城下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“与羽有隙”、“素皆嫌羽轻己”。关羽既然瞧不起糜、傅二人,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。虽然糜、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(糜芳是刘备的妻兄,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),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,要有容人的气度。刘邦灭楚,靠萧何主持关中,刘秀成功,靠寇恂主持河内,曹操统一北方,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。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。刘邦在成皋、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,“数使使劳苦丞相”。为的是笼络萧何,以免他心怀反侧。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,令“芳、仁供给军资,”芳、仁没有及时将“军资”运往前线,关羽就大发雷霆,宣称“还当治之。”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“有隙”的糜、傅二人更加“怀惧不安”,一旦形势发生变化,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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